长春满洲式建筑的产生背景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使

0 前言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当时东北有大城市哈尔滨、沈阳。当时的长春只不过是刚刚起步的年轻城市，规模尚无法同其他两座城市对比，而关东军司令部和工商业者都在沈阳，伪满洲国却在1932年3月对外宣布定都长春，这令当时久居沈阳的日本人颇为不解。我国部分学者早已对此做出了解释，在政治上，沈阳（奉天）和哈尔滨原分别为中国东北奉系政权和俄国经营的政治中心，有不可忽视的势力影响。在经济上，长春是地方城市，地价便宜便于收购。地理位置上，长春处于东北中心，与东北各地距离适中，交通便利[1]。加上满铁附属地经营多年，这些都成为日本定都的主要原因。定都长春后，日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建设措施。长春也一度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城市。

长春解放后，由原来日本建造的建筑并未消失，甚至成为了长春的城市标签。而建筑作为特殊的历史语言，在历史中承担了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对于城市建设角度来说还是社会发展上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满洲式”建筑的产生背景

长春被选为新京以后，长春的建设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呼应“五族协和”“新满洲”“新国家”“新形象”的口号，开始在建筑设计中加入中国传统建筑和日本传统建筑的构件和细部做法等。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冠式建筑的倡导者之一的佐野利器受邀来到了中国东北。他对当时的长春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其中有一条对建筑的形式的建议：“任何一个官衙建筑，其内容应该求便利为原则，同时兼重外形和实质，更应常以满洲的气氛为准。”[1]作为当时建设局的唯一专家，他在长春建设上的建议就变得相当重要。而他的追随者们更是对此理论倍加推崇，于是被称为“满洲式”建筑的建设便盛行一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官衙建筑设计委员会，主要负责政府厅舍等建筑设计，委员会主要由23名成员组成，其中仅相贺兼介一人为建筑技术人员，可见在建筑内涵和设计上的重视程度一般。1932年-1936年期间，顺天大街（现为长春新民大街）等行政区域地段的行政办公建筑被大量建设。行政办公建筑的建设从伪满洲国的第一厅舍和第二厅舍开始，陆续又建造了第三-十四厅舍和伪满外交部、伪满文教部、伪满民生部等。其中大多数方案都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融合其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种以满洲气氛为准建造出的政治建筑，由于时间紧迫，设计上太过仓促，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建筑的内涵和理念，仅仅为了适应政治的需求，即当时日本殖民者提出的“五族协和”“新满洲，新国家，新形象”的政治口号。“满洲式”建筑在建筑结构逻辑上与旧的屋顶的矛盾。仍然可以看出观念的落后和政治主导的结果。“满洲式”的建筑样式并不是我国本土建筑的自然演变，而是日本设计师根据政治意图强加给当地的。想用新的建筑样式来塑造所谓的“新国家”面貌。所谓的“满洲式”不过是日本“帝冠式”建筑的翻版，都含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满洲式”建筑更含有明显的殖民建筑设计意图。

无论是日本为了殖民所产生的“满洲式”建筑还是帝国主义进行的文化侵略而打造的“民族形式”建筑，就是为了不被本土文化和社会所排斥。而“满洲式”建筑也在形式上借鉴中国建筑元素，其目的无疑是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来掩饰和补充其掠夺的暴力手段，欺骗人民的同时，更便于与残留的封建势力勾结。

2 解放后的“满洲式”建筑——接管、修复、使用

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解放后长春的伪满建筑第一时间被各单位接管。伪满洲国国务院、司法部、经济部、军事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大学接管并修复[5]。外交部由吉林省党校接管。伪满兴农部、科教部由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接管。伪满民生部由吉林省统计学校接管。

1952年4月，长春市计划委员会发布了《长春市初步轮廓计划》。1954年吉林省省会迁到长春，从此这座城市成为吉林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直接推动城市向工业城市的发展[3]。同年长春市颁布《长春市总体规划》，其中有关伪满时期建设的内容：宽城子机场由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不再使用，迁出市区。安置长春客车、机车车辆修理、国营机械等大中型厂的建设。将原卷烟、印刷、制药、造纸、度量衡器等厂保留并改建为社会主义新型东北部工业区并将原由日本人和伪满官员居住的“新市区”进行统一调控，严格用地审批，填平补实，留有余地，从内向外发展[5]。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1/0302/6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