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志愿的选择

小艾：我们现在参加高考都是按部就班报名填志愿，您当时参加高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孙正聿：我在1977年参加高考的那一届学生里面属于年龄大的。1966年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填好了志愿，但因为“文革”开始了，于是停课闹革命。之后我就到农村去了，当了三年的知青。到1971年我被抽调回来，到长春体育分局、长春东站去当工人。先当装卸工，后来叫作业员，之后是“以工代干”，我在上大学之前还做过放映员。

所以，我的人生可以分为两半：前35年，从当学生、当知青、当工人再到上大学；后35年，从助教到教授再到资深教授，当了半辈子学者。

小艾：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感觉当年学理工科是主流。可我听说您在1966年高中毕业时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1977年恢复高考时您的第一志愿又是哲学。是什么让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孙正聿：确实，那时候的高考也是文理分科。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选择了理科，而我填报的哲学专业属于文科，记得当时考试科目有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这四门。

选择哲学专业，我首先关注服务于国家需要。改革开放需要更多的哲学理论来指导实践，我对哲学专业的前景看好。另外，跟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兴趣有关。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上中学的时候，每周两元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周日向邻居借来的。但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我还坚持订阅了杂志。大约是在初二的时候，我读了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钮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1966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哲学专业，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地阅读了《鲁迅全集》，并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后来农村当知青的日子里，以及回城当工人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那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普希金的名言是：“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因为高考，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哲学专业学习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大概是基于这两点，我选择了哲学专业。

选择吉林大学，是因为我出生在吉林，当时吉林大学在东北和全国又很有名气。我在1966年高中毕业填志愿时填报的就是吉林大学的哲学专业，恢复高考后我也考虑过其它学校，但那时候的选择面还是相对较窄的，加上其它学校少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仍然选择了吉林大学。

小艾：高考，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通过高考，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未来从事相关的工作，但我们大多数人更多只是为实现自己人生目标。而我感觉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他们有着更远大的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之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高考在这其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孙正聿：在高考前，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比较艰苦的岁月，也正因为这样，高考成就了一些人。为什么高考能够成就了这些人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到了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生活了。我高中毕业12年之后才有机会高考，或许有人会认为那12年是被“耽误”了，其实不是。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入学后，适逢解放思想，既能够阅读各种书籍，又可以独立思考，而此前12年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又为这种阅读和思考奠定了基础。所以，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对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充满渴望，倍加珍惜。

第二，高考恢复之前，许多人依然没有放弃学习，甚至自主探求的欲望更强了。可以说，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可能造成了一部分人消沉和堕落了，但是另一部分人，在最艰苦的条件中仍然不停地思索，加深了学习和寻求真理的渴望，求知的欲望被激发，通过高考，他们又得到了成长。

第三点，是担当意识。“文革”过后，国家想办法调动青年的激情和创造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广大青年不仅仅希望自己得到成长，也希望民族和国家富强和兴盛。带着这样一种民族责任意识，我们这些人的内心充满了动力。这三点，我认为是缺一不可的。

小艾：有一次，老师上课时说：“当你们大学四年后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在回望走过的路，你收获了什么？现在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呀！”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您在当时是如何学习专业和树立今后的发展方向的？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0/1021/5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