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自古有之。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对隐喻的看法，将隐喻定义为一种修辞手段。近代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相继出现，人们对隐喻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隐喻的相关理论羽翼逐渐丰满，成为体系完备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热点。隐喻研究虽然开始较早，但是对隐喻的翻译研究却迟迟无人问津，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了Newmark、Toury等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为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观点。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对于学术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直到当代隐喻理论输入中国，国内学者才逐渐开始系统地研究隐喻及其翻译。作为有着悠久诗文传统的民族，隐喻几乎在国内从传统文化作品到日常衣食住行随处可见，这为国内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优渥的土壤和养分。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的现状，本文在中国知网上以“隐喻”+“翻译”为主题词搜索，狭义穷尽地收集相关文章，通过仔细研读、归类、分析等方法梳理了近年来国内隐喻翻译现状、趋势以及正面临的问题，以期对未来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1 隐喻理论

一般来说，不同流派的理论会从根本上影响到对具体概念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对语言现象的认知，以及对具体的翻译策略的选择。由于西方语言理论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国内的隐喻研究无疑也是基于西方的隐喻理论。束定芳回顾了国外隐喻学的发展历史，将西方的隐喻研究按照历时性划分为三个时期：隐喻的修辞学研究、隐喻的语义学研究、隐喻的多学科研究[1]。

修辞观是隐喻研究的最早看法，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和昆提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隐喻的“对比论”，认为隐喻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比关系”[1]2。如这样的句子：“The vanishing from their country the young men who had fallen in the war was as if the spring was taken from out of the year”(战争中倒下的年轻人消失在了祖国大地上，就像四季被偷走了春天)。“四季失去了春天”与“祖国失去了年轻人”形成对比关系。昆提良提出隐喻的“替代论”，认为隐喻即“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1]3。例如“he is a fox”(他是一只狐狸)，这里的fox(狐狸)用来替代a sly man(狡猾的人)。可以看到，“对比论”和“替代论”都是从词汇层面上讨论隐喻，认为隐喻本质上是对常规语言的一种偏离，它起到了装饰的作用，能够增加语言的感染力，但并不是语言表述的必需成分。

从国防安全到全球视野：二战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路径及启示 ………………………… 罗 辉（2.54）

直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Richards《修辞哲学》的发表，隐喻研究步入了第二个阶段：隐喻的语义学研究。这一阶段的隐喻理论主要为“互动理论”。该理论首先由Richards提出，后经Black补充和完善，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肯定。这种观点认为，隐喻的构成包括两个主词，隐喻意义的产生，是通过将次要主词“相关的平常的含义”映射到另一个主词上。因此，隐喻不再是词汇层面的修辞现象，使用隐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新的意义的过程。

刘冰泉、张磊提出2种翻译策略：映射对等翻译和偏移等效翻译[8]。具体来说，当源语与目的语具有“共同的非文化知识”时，直接将源语中的源域和目标域对等地翻译到目的语的源域与目标域，从而达到对等翻译。比如“The leg of the desk”，源域为people (人)，目标域为desk(桌子)，从而形成DESK AS PEOPLE(桌子是人)的隐喻，因此桌子和人一样有自己的leg(腿)。在汉语也有“桌腿”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汉语言文化中同样存在着“桌子是人的隐喻”，由此衍生的子隐喻还有“桌面”“桌脚”等。这说明在这点上汉语与英语有着相同的“非文化背景”。对于这种隐喻现象，译者就需要采取完全对等的翻译策略。另外，不同的语言之间也会存在含有不同文化意象的隐喻，这时候就需要采取偏移等效翻译。所谓偏移等效翻译，就是通过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隐喻的意象契合的表达方式，从而达到意义的等效传达。比如英语中有这样的谚语 “When shepherds quarreled, the wolf has a wining game.”(当牧羊人吵架的时候，狼就赢了游戏)。Lakoff认为谚语也是一种隐喻，它是将我们对于一种具体事物的认知(源语)投射到更加抽象的事物上(目标域)。这个典故旨在说明当两方产生冲突的时候，第三方便会有机会轻松获得他们带来的利益。在汉语里没有这样的文化意象，如果直接投射这个隐喻到汉语里，读者会感到不知所云。但是在汉语里存在着能够表达相同意义的谚语，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在翻译中我们就可以偏移源语的隐喻，找到能够替代的隐喻，传达相同的意义。

70年代以后进入了“隐喻狂热”的年代，隐喻被放到了语言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语用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背景下进行研究，在逻辑性和系统性上更加完善。这个阶段最具影响力的隐喻理论有Halliday的“语法隐喻”和Lakoff的“认知隐喻”。

“语法隐喻”由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2]提出，其产生基础为系统功能语法。“语法隐喻”认为，意义可以由两种或多种句法结构来表达，其中一个结构被称为“一致式”，其他的则被称为“隐喻式”。所谓“一致式”和“隐喻式”，Tompson认为，前者是指其结构体现了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其表达方式“更加贴近外部世界”[3]，而后者则是指非常见的表达方式。比如iron gates(铁门)，这里的iron所表达的就是其本身常见的含义“铁”，而iron person(拥有钢铁一样性格的人)中的iron则偏离了该词汇常见的表达含义，喻指了坚毅、冷酷的性格。在这个框架下，隐喻按照语言的基本功能被分成了两类：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概念语法隐喻即名物化的过程。如一致式push it名物化后则成为隐喻give it a push。这里push由抽象的动词变成了可以量化的名词。人际语法隐喻则是指以表达个人主观情感、判断为目的的偏离一致式的隐喻，包括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前者是指以非情态动词表达情态动词作用的结构，如I think, likely, I want等，后者指语气和语言功能不相符合的情况，如以疑问句表达肯定意义。

“认知隐喻”研究，即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隐喻现象的研究。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认知隐喻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认知隐喻理论的奠基者Lakoff、Johnson和Turner，在对隐喻现象进行了大量详实的研究后得出的主要观点有：(1)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还体现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上；(2)我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3)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一类事物[4]。在这个基础上，Lakoff提出了隐喻的映射模型，即认知主体通过隐射条件将来自源域的部分特性隐射到目标域，从而使得目标领域中抽象的特性具体化。就目前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在进行隐喻的翻译研究时，所基于的理论主要是后两者，语法隐喻理论和认知隐喻理论。

2 隐喻的翻译策略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的两种配方比较鲍曼不动杆菌所致肺部感染的疗效……………………… 熊 洁，彭清臻，厉银平，等（2·141）

随着当代隐喻理论的输入，国内学者也积极投入到了隐喻翻译策略中，在吸收继承西方学者提出的翻译策略的同时，结合汉语本身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翻译思路。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作为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技术，具有灵敏度高、检出限低、光谱干扰小和快速准确等优点，已经广泛应用在食品安全、环境监测、农产品和烟草等领域[8-10]。同时发现微波消解作为化学元素分析中最常用的前处理方式之一，其相对于湿法消解，具有能够迅速加热样品，还能有效地防止样品中元素的挥发和污染[11]。但是，目前采用ICP-MS法测定烟草中K、Ca和Mg含量的研究鲜见报道。鉴于此，笔者建立了微波消解-ICP-MS法快速测定卷烟烟丝中的K、Ca和Mg含量的方法，以期达到快速、准确测定的目的，也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卷烟的理化特性提供参考。

王斌从交织理论视角提出了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9]。交织理论认为，隐喻由源域向目标域投射意义说到底是整合的结果，即源域和目标域都存在着语法和概念的整合过程。同样的，在对隐喻的翻译过程中，也存在着对原文本与目的文本的各自的概念整合。对原文本的整合是拆解、还原该隐喻的过程，从而基于自己的理解构成一个心理图式。对目的语的整合则是将所理解的心理图式用目的语译文重新表达出来，从而完成翻译过程。至于在生成译文时，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策略，王斌认为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等，即只要原文所表达的交际事件在译文中得以表达则可以认为是成功的翻译。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也解释了常见的一文多译现象，这是因为不同的译者在拆解源语隐喻时形成的意象不同所导致的。

冷清秋和白秀珠各属一类。清秋是小门小户里出来的小家碧玉，识情懂理，倒比白秀珠这样的大家出身养成的刁蛮性情更招人喜爱，这也是吸引了金燕西的最大原因。她名字起的冷清，性情也不是热烈之人，理性比感性要占更大比例。金燕西则是个十足的感性人物，在他的人生里，情爱是首要大事。两人一个极现实，一个太罗曼蒂克，恋爱时固然能热烈，婚姻却难以长久。白秀珠与金燕西却是相似的人。同样良好的出身使他们不必考虑生活中的其他琐事，只要专心注重爱情就好。一个可以全心全意追求女子，一个可以耗费几年完成对负心人的报复，实则是一类人。

唐树华等以sour(酸)为例，从概念投射路径出发研究了常规隐喻的翻译策略[10]。该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1)直译和体验的对等性。汉英两种文化对于sour(酸)在味觉、嗅觉方面存在非常高的体验对等，这种情况下可以大胆采用直译。如 “This milk went sour”可以译为“这牛奶变酸了”。(2)存在概念空缺时，在基于文本背景的情况下，应进行语言填补。这时候就面临是归化还是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前者更适用于非文学背景下的翻译。可以选择隐藏源语的投射路径，确保译语既传达了源语所表达的意义，又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后者适用于文学作品翻译，通过显化源语的隐喻达到传播外来文化的效果。(3)使用典型句法。这是指不论是源语还是目的语都有其约定俗成的常规表达方式，在翻译中译者应该尽可能遵守语言的习惯性表达。比如sour在英语中经常与grow, become, change等词连用，而在汉语中对应的应该翻译成“酸溜溜的”“心里一酸”“酸了起来”等。

雷晓峰等以语用顺应理论为框架，构建了新的隐喻翻译模式[11]。所谓语用顺应论就是将语言研究置身于宏观动态的体系中，这个体系包括语内和语外两个层面，语言的使用者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这些因素中作出选择。基于此，雷晓峰等建立了语用顺应理论下的隐喻翻译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观点是隐喻翻译分为两个阶段：(1)隐喻的理解；(2)隐喻的译出。首先，为了准确地理解隐喻，译者要站在原作者所处的语境下，分析隐喻的源域、目标域及传达的意象。其次，在译出隐喻的过程中，译者要置身于目的语的语言环境下，这既包括如语法结构等语内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等语外因素，综合衡量选择最佳译文。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面对非常见隐喻时不同的译者遣词造句的异同。

黄丽媛等结合关联理论探讨了隐喻的翻译策略[12]。关联理论的重要观点是语言的交际是从“说话人”明示信息到“听话人”推理信息的动态过程，这对隐喻翻译的重要启示是译文必须要尽可能明白易懂，减少“听话人”推理的阻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章提出了5种翻译策略，分别是将隐喻译成明喻，保留原隐喻，揭示喻底(释义)，原隐喻加注，将非隐喻译成隐喻。虽然总体上来说与Toury提出的翻译策略相去无几，但是这种观点为我们研究隐喻翻译提供了新的洞见。

高新华、刘白玉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有关描述金融危机的英语隐喻的翻译策略[19]。该研究表明，经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的术语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产生了不胜枚举的隐喻术语，如killer bees (致命蜂)、shadow director(影子董事)、baseball option(垒球期权)、Black box(黑箱)等。对于这些隐喻，可以选择的翻译策略主要有：(1)当认知具有一致性的时候，保留隐喻形象；(2)认知存在分歧的时候，舍弃隐喻形象；(3)如果目的语中存在不同的隐喻能够表达相同的意义时，采用借用隐喻形象的策略。

3 隐喻翻译的应用

随着隐喻研究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隐喻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衣食住行到文学科技政治，隐喻无处不在地塑造着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因此学者们对不同领域的隐喻现象及其翻译进行了探讨。

3.1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

王俊超等讨论了语境参数下新奇商务英语隐喻的认知与翻译[21]。语境参数理论通过凸显、弱化、排他等方式限制了语言表述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因此面对商务英语中的新奇隐喻可以将其放置在环境、主题、事件性质、主体、客体等综合语境参数下，最后达到正确的认知与准确的翻译。

谭业升利用语料库研究了托马斯·哈代的名作《苔丝》中的“火”隐喻(EMOTION AS FIRE——情感是火)，研究发现“火”隐喻贯穿小说始终，并且与故事的发展、人物情绪的走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起到了“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作用[16]。该研究证明了文学作品中隐喻连贯现象的普遍存在，但是显然以往很多译者在翻译小说时忽略了这点，致使译作亏损严重。

梁晓晖列举了莫言著名小说《丰乳肥臀》中能够表达主题的隐喻，包括母亲/大地/宇宙是乳房隐喻、驴隐喻、鸟隐喻等[15]。结合当代汉学家葛浩文的译文发现，葛译本总体上传达了原文的意象隐喻，但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个别本土化的方言，导致了不少错译、漏译的现象。

陈水生以《尤利西斯》中的“微笑”隐喻构式为例，借助语料库研究了英汉动词性隐喻的翻译[17]。比较后发现，汉英的“微笑”构式体现了两种文化背景下迥异的思维风格。英语中的“微笑”构式主要特点是微笑多充当动词和主语，而很少作为宾语，如“人+微笑”，“人体+微笑”，“微笑+动+主体”，而汉语译文体现了人作为主体的汉语特点，这对英汉动词性隐喻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场虚拟的晚餐极大地刺激了高潮的味蕾，他胃口大开，吃得肠满肚圆。高潮把最后的一枚花生米送进嘴里后，打了一个饱嗝，问“诗的妾”：老婆，你那边吃的什么？

肖家燕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研究了《红楼梦》中的“上-下”空间隐喻结构的英译策略，如“数量多为上”、“数量少为下”，“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等[18]。研究发现，相同的身体体验为隐喻的翻译提供了基础，但是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差异，会选择性地使用身体体现，从而造成了空间隐喻的巨大差异。

3.2 经济领域的隐喻翻译

孙秋花提出了隐喻翻译的二次相似性，认为隐喻翻译研究在根本上触及的是语内相似性和语际相似性[13]。所谓语内相似，是指原隐喻的构建基于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构建有3种模式：点式(只出现源域/目标域)、线式(源域—目标域/相似性—目标域/源域—相似性)、面式(源域、相似性与目标域)。隐喻翻译则是在充分理解源域结构的基础上实现语际转换，属于二次相似性，对应的模式更加复杂，包括线性、平面、立体三种相似性，据此提出了18种原隐喻到目的语的转化类型，总结出对译、増译、减译、换译4种隐喻翻译策略。

陈家旭研究了金融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隐喻现象及其翻译策略[20]。该研究将金融报道中的隐喻划分为人类(depressed/ invisible hand)、运动(stagger/soar)、天气(storm/hurricane)、战争(battle/retreat)和健康(cure/contagion)等5种典型类别，并提出了等价映射、配价映射、变价映射、换价映射等4种金融隐喻的翻译策略。

曹灵美、柳超健通过研究古典小说《水浒传》发现其中大量存在着与草相关的隐喻，如落草、草芥、人非草木、风吹草动等[14]。通过对比现存的四个英译本对含有“草”的隐喻现象的处理情况，总结出了直译喻体、转换喻体、直译加释义、转换喻体加释义等翻译策略。

3.3 科技领域的隐喻

许明武研究了计算机英语中存在的隐喻以及隐喻的翻译[22]。研究发现，在计算机英语中，隐喻几乎无处不在，主要包括动物隐喻(mouse—鼠标)、器官隐喻(head—磁头)、物体隐喻(bank—存储板块)、抽象名词隐喻(access—访问)等等。同时计算机英语隐喻还可以按照显式和隐式来划分，前者指一个隐喻的本体和喻体均体现在句子中，后者是指只有喻体的句子。具体来说，显示又可以以同位语的方式出现，如“Sperry Rand the top-ranked dwarf”(斯伯利·瑞德是位列第一的小矮人)。还可以是以修饰成分出现，如tyranny of geography (地理的专制)。最后一种是移用型，这是指喻体本身隐而不现，而是选用能够代表喻体的描述来代替。比如“A special ‘idle’ character is sent when there is no data”。显然，这里是用character 隐喻“人”或“动物”。隐式隐喻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名词、短语或从句，如“Shut down button to quit the whole kit”, 这里的kit原意是指随身携带的物品，在这里显然是指一套设定的程序。该研究提出了4种翻译技巧，即直译，意译，解释或补充，舍弃不译。

孙秋花探讨了科技隐喻汉译的可能性，将隐喻翻译从语言层面的操作上升到了思维层面，提出了科技隐喻汉译过程中移位型和替换型两种基本思维模式，据此总结出了对译、增译、减译、移译和换译5种具体的翻译策略[23]。

3.4 政治领域的隐喻

王瑞昀以目的论为切入点分析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的大量隐喻，如“一站式审批”、“丝绸之路经济带”、“耕地红线”、“经济走廊”“精准发力”等，提出了直译法、增译法、意译法等3种翻译策略[24]。

朱晓敏、曾国秀抽取政府门户网站上权威的政治题材语料建立英汉政治隐喻平行语料库，整理出了“旅行隐喻、建筑隐喻、战争隐喻、家庭隐喻和圆圈隐喻”等5种基本的概念隐喻类型，最后总结了保留源域、替代源域、舍弃源域等3种翻译策略[25]。

曹灵美、王宏以体验哲学为视角，研究了习近平话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喻及翻译[26]。该研究首先指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类思维本质上是体验性的，这为构建体验哲学下的隐喻翻译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构建了习近平话语的汉英对比语料库，提取隐喻数量256个，并划分成疾病、动物、植物、建筑、饮食、战争等典型类型。研究表明，政治隐喻应以汉语体验为导向，完全保留原隐喻或部分保留原隐喻。

3.5 医学领域的隐喻

朱文晓认为中国传统医学语言体现了隐喻思维的审美效果，因此从审美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隐喻翻译，提出了拼音模仿、直译模仿、补偿模仿、映射模仿等翻译策略[27]。

就这样，我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都会出现在鲍老师的研究生课堂上，大家从不排斥任何一位旁听的同学，鲍老师还特意嘱咐她的助教每次多复印一份讲义给我，还让我抽空多看看《北大教育评论》上面的文章。有时课下，她会询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时，我也会就自己的疑问向她请教，她总能给出令我惊喜的解答。

范春祥认为，中医语言是“人类抽象思维产物之一”，因此“具有普遍的隐喻”，并将中医语言的喻体具体分为物象、气象、地象和人象[28]。该研究认为，从关联理论视角下应对中医隐喻进行直译、意译或补偿翻译，而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应该进行概念对等、意义对等或文化对等翻译。

隐喻的翻译历来是翻译领域面临的主要难点，目前的翻译理论对于隐喻翻译还停留在初步探索的阶段，其中被广泛接受的翻译策略来自Broeck、Newmark和Toury。Broeck提出了3种翻译策略：保留源域和目标域，替换源域但保留目标域，释义[5]。Newmark拓展了Broeck的翻译策略，提出了7种翻译策略：再现隐喻意象，替换成符合目的语的隐喻，换成明喻，明喻加释义，释义，舍弃，原隐喻加释义[6]。Toury认为，Newmark只讨论了原文本到目的文本单方向的隐喻翻译，而忽略了目的文本会增添隐喻表述这一事实，因此提出了6种翻译策略：保留隐喻，替换，释义，舍弃，非隐喻表述替换成隐喻，增添隐喻[7]。

（1）结构形式对造价成本的影响。结构形式的选择是建筑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结构形式的选择需要符合建筑物主体的使用标准，只有这样，结构形式才能够促进建筑结构安全可靠建设，同时，还能够保证造价成本的经济可控以及建筑物的美观舒适。因此，只有设计人员对所有结构形式充分了解，充分把握每种结构形式的优缺点，才能选择科学合理的结构形式，从而达到减少投资成本的目的。

孙凤兰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研究了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中的隐喻现象，并考察了罗希文和倪毛信两个英译本中对隐喻的处理方式[29]。研究发现，《黄帝内经》语言丰富凝练，蕴含大量隐喻，具体可以分为结构性隐喻(如邪气)、方位性隐喻(如上/下)和本体性隐喻(物体、容器、拟人等)，两位译者选择的策略有直译和意译两种。

3.6 其他隐喻

张莉萍以警务英语为例，探讨了专门用途英语中名词化隐喻的功能及翻译[30]。研究认为，名词化隐喻因其简洁性和逻辑性具有高度的概括作用，同时其高度抽象的语言表述具备了客观性和公正性，此外还具备了正式功能、精确功能和衔接功能。常用的翻译策略有直译、换译、意译、明喻和加注。

紫阳道长几乎崩溃了，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内功修为称雄于世的天问大师竟然输得如此之惨，也在眨眼之间输掉了他们的自由！

王骞驳斥了传统法学家认为法律语言因其公正性而不存在隐喻表述的观点，指出隐喻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法律语言中，起到了创造、阐释、推理等作用，法律隐喻因各国和地区的法律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隐喻的形式多以喻体+本体的形式出现，如umbrella policy(伞形保单)、golden parachute provision(金色降落伞条款)等[31]。该研究认为，从隐喻翻译的角度出发，除法理谚语应当使用归化翻译外，其他法律隐喻应当以异化翻译为导向，而从法律翻译的角度出发，译文应该使用法律语言精准对应。

王玲以2013年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为例研究了功能翻译理论下英汉口译的翻译策略[32]。奥巴马的演讲文中存在大量关于战争、建筑、宗教、旅行的隐喻，通过对比两个中文版本发现，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有保留隐喻、替代隐喻、删除隐喻、减译、述译等。

这里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类比思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平常的教学中比比皆是，自然也是很重要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途径.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广告、电影字幕、颜色、茶文化、新闻等领域的隐喻现象及其翻译。

若施工单位采用潜孔锤冲击钻进工艺，有丰富的施工经验，确保采空区顶板不发生大的塌落，可采用潜孔锤出冲击孔到底。

4 结语

回顾一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提供该领域的研究全景，进而为我们后续深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思路。由于隐喻在人类思维和语言体系中的重要位置，隐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虽然国内对隐喻及其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近年来积极吸收国外经验和学术成果，在隐喻翻译策略和隐喻翻译应用领域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使得隐喻翻译研究还存在许多深入研究的空间，还需要更多学者投入到隐喻翻译研究中来，将国外优秀成果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取得更多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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