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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组织化与利益联结机制优化探

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5-20 09:3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是森林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下文简称围场县),因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是森林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下文简称围场县),因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而享誉世界。围场县林地面积为784.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8.8%。然而,作为河北省国土面积和林地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域的围场县却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高达30.74%。周彬认为,自然环境的制约、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缓慢性、经济关系的封闭性以及经济基础的薄弱是造成围场县贫困的主要原因[1]。如何让贫困群众尽快脱贫?围场县依托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深入实施以森林旅游为牵引的生态扶贫系列项目,总结推广“一林生四金”的生态扶贫攻坚模式,贫困农户从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实践中获益良多。

1 关键名词的基本内涵

1.1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依托于森林旅游产业发展这一平台载体,属于“造血式”扶贫的范畴。2018年全国森林旅游和康养接待游客超16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5%,创造社会综合产值接近1.5万亿元[2]。近年来,随着森林旅游需求的日趋多样化,森林研学、森林康养以及山地运动、生态露营、丛林穿越等一大批森林旅游新产品和新业态得到快速发展。由此,森林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相应的价值链持续上升,这为森林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开辟了一条有效的脱贫致富的路径。从有关地方的实践情况来看,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举措包括:开办经营林家乐(含民宿)、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业、售卖土特产和旅游纪念品等,以及在涉旅企业务工、设置生态护林员等公益岗位。从收入属性来分析,包括林权流转承租租金、折价入股股金分红、一般劳务收入、公益岗位工资收入、二次甚至三次收入分配(针对特困人员的倾斜分配)、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等专项收入。

1.2 农民合作社

从农业农村部官网查询到的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4月19日,依法登记在册的农民合作社已达220万家,据合理估算,将有效辐射并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包含相当数量的贫困农户)。农民合作社是现代农业与广大小农户对接的可行方式,地方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应该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好它们“一头连农户、一头连龙头”的桥梁纽带作用,紧密利益联结,激活市场,激活主体,充分释放发展活力[3]。乡村旅游合作社属于农民合作社的范畴,是乡村旅游从“粗放型”发展阶段蜕变为“集约化经营”时代的产物。农民合作社以自愿以及清晰的权利义务关系厘定为基础,探索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4]

H社区志愿者消防队主要由社区成员、社区保安以及一些社区居民组成。 平时发生小型火灾,微型消防站第一时间需要到位,然后该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的保安以及志愿者消防队的成员也会及时跟进,努力做到小型火灾自己扑灭,大型火灾尽量控制。 同时,通过调查了解,F市有几家消防器材公司会不定期地进入社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讲,但是主要以宣传公司产品为主,居民参与度较低。

2 围场县森林旅游精准扶贫实践剖析

2.1 围场县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现状

围场县地处冀北山地和内蒙古高原的缓冲带,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全县户籍总人口为54.2万,其中以蒙古族、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是32.2万,占全县总人口的60%左右,民俗民族风情较为浓郁,是承德市人口最多的县,贫困人口占比高(详见表1)。围场县的耕地面积只有167万亩,林地面积却高达784.2万亩,林地远远多于耕地,森林覆盖率为58.8%。围场县的森林旅游形态包括森林、草原、湖泊、湿地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市场口碑较好的森林旅游景区景点主要包括机械林场、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等,目前拥有1个国家湿地公园、2个国家4A级景区、2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能够查找到的公开文献资料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塞罕坝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发展之路,通过连续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状况,创新旅游营销方式方法,到访游客已经从最初每年1万多人次增长到现在的每年超过60余万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收入4.5亿元,年均纳税可达700多万元。“靠林吃林”,塞罕坝周边村民包括贫困户也持续受益。林场及衍生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2.5万余个,森林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农家休闲游、农家乐(林家乐、民宿)等产业的发展,每年全县可实现社会总收入6亿多元,有力地拉动了周边乡村农家游和县域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旅游减贫、旅游致富的作用。

表1 2015—2018围场县贫困户与贫困人口统计表

年份贫困户数贫困人口数201550499166612201638977866522017317586979720182036443285

资料来源:围场县扶贫与农业开发办公室。

2.2 围场县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措施

2.2.1 借势宣传以提升品牌知名度

只有提升品牌知名度、延长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做大做强森林旅游产业,精准扶贫才能有可靠的载体与平台。围场县先是借势于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8月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这一“宣传IP”,邀请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同时对塞罕坝务林人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进行集中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大多数人都知道河北有个“塞罕坝”。同年12月,围场县又抓住塞罕坝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的重大利好,组织发动新一轮宣传攻势,成功吸引港澳台地区以及部分关注沙漠与荒漠化治理的国家关注世界最大人工林海——河北塞罕坝。随后,政府、协会、学会以生态保护、森林培育、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会议陆续在围场县召开,进一步提升了围场县森林旅游的知名度。伴随品牌知名度提升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到访游客,这为围场县开展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2 积极扶持贫困户发展林家乐等涉旅项目

弘扬50年治水兴水精神 推进海河水利事业新发展…………………………………………………… 任宪韶(22.11)

仪器:ZG-0.01型中频真空电磁感应炉,由锦州市冶金技术研究所生产;1650 ℃高温箱式炉,由洛阳纳维特炉业公司生产;PW3040-X’Pert Pro XRD仪,荷兰Panalytical公司生产.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以类型多样、数量充足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围场县地处北方,秋冬季降水偏少、林地多、面积大、防火季节长,森林管护养护任务繁重,需要数量较多的护林员。为贯彻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林业系统精准扶贫的指示精神,围场县的生态护林员都是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公开遴选的,从2016年以来,已经聘用3200多人,每名生态护林员年工资收入约为7700元。围场县积极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组织贫困户参与生态工程项目建设,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栽植、林区道路(含休闲廊道)改扩建、生态工程整地等劳务,增加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此外,还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旅游节点和森林旅游型景区务工,人均月工资可达3500元以上。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围场县扶持龙头企业和产业大户实施规模化经营,引导贫困户以林地、土地入股,促进贫困户增收。

针对贫困户发展林家乐(含民宿)项目缺乏启动资金的难题,围场县政府创新实行三户联保的“一免除、两取消、两降低”的特惠政策,争取“政银企户保”5万元低息贷款,具体体现为:给予每户6000元专项扶贫资金支持,并免除贫困户贷款抵押;贫困户可享受取消担保服务费、取消保险费、降低公证费用、降低贷款门槛。目前,森林旅游渐受欢迎,来自上海、深圳等大中城市的林地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每年都会来到围场体验森林骑行,甚至有部分游客就住在贫困户开办的林家乐(民宿)里,这为当地贫困户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特别是在暑假旅游旺季,游客最多时,一天能收入上千元,这为贫困农户的林家乐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据初步测算,贫困户发展农家客栈户年均可增收2万元以上。另外,当地政府对从事旅游摊位销售土特产、文创产品的贫困户,每户给予3000元专项资金支持。

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来的是居民的收入不断攀升,对吃的要求日益“苛刻”,希望能够购买到“绿色、天然、安全”的食材。来自于大中城市的中高收入客源群体,在结束围场县森林体验之旅后往往会顺带采购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林下生态农产品。正如罗杰森所说,“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与旅游扶贫之间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和多变的,以农业生产作为发展基础的旅游对本地的经济和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5]为此,围场县政府积极扶持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林下生态种植养殖业。例如,距离塞罕坝景区3公里左右的大唤起乡博兴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吸引贫困农户积极参与,承包了420多亩经济林地,建立绿色环保的放养基地,引进黄羊、狍子、野兔、鹿放养。目前,已经售卖狍、鹿90多只,销售鹿茸100多公斤,实现纯收入100余万元,带动10多户贫困户实现了稳定脱贫。笔者认为,游客购买高品质林下生态农产品的数量及金额是衡量一个地区森林旅游扶贫发展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2.2.4 为贫困人口设置生态护林员工作岗位

2.2.3 引导贫困户发展林下生态种植养殖业

2.3 围场县森林旅游精准扶贫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的要求相比,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森林旅游新业态发展成效不明显。围场县现有的森林旅游项目主要是观光游览,森林康养、森林研学以及森林特色小镇还处在建设之中,目前没有“叫得响”的体验项目。(2)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的组织化程度不够。围场县虽然有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涉林果行业协会与万家客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但数量偏少,规模不大,内部治理机构不够完善,因此带动贫困户脱贫的能力相对有限,贫困户单打独斗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3)利益联结机制松散且盈余分配机制有待完善。涉旅合作社数量较少,未能在龙头企业与贫困户之间架起有效的纽带和桥梁。由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联系较为松散,几乎没有架设相应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是延用传统的小农户模式提供森林旅游相关服务与产品。

3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组织强化路径

3.1 重塑农民经营管理理念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应以法治为前提,其次是遵循乡村治理中有关“德治”与“自治”的要求,最后要遵循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原则:(1)自愿加入与示范引领相结合的原则。一些贫困户在合作社成立初期,担心合作社“搞不成”,若把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源入股合作社,家庭的基本生活将没有保障。鉴于此,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早期入社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真实案例,树立榜样,使之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这比单纯做思想工作的效果要好得多。(2)技能提升与外部赋能相结合的原则。据媒体公开报道,有的龙头企业只给贫困户分红,但不让贫困户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这种扶贫方式显然不符合“精准”二字的要求。贫困户实现可持续自我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组织有效的培训,使其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但有些深度贫困地区存在不少贫困户识字不多,掌握市场所需技能速度慢、效果差的情况,这就需要包括志愿组织在内的扶贫主体采取超常规的帮扶举措。(3)企业带动与公益扶助相结合的原则。Scheyvens强调,与大型主流旅游企业合作,而不是小型旅游企业,在减少贫困方面更具建设性[10]。森林旅游精准扶贫要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景区、住宿、餐饮、娱乐以及关联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考虑到贫困地区发展森林旅游产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精准扶贫则有较为紧迫的时间要求,因此给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设置诸如护林员、公厕保洁员、安保员等公益性岗位是有必要的。

围场县成立了旅游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管理,组织乡村旅游培训,带动贫困农户走旅游品牌化发展的道路。其中,完善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提升合作社管理效能是承担脱贫攻坚繁重任务的地方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参照现代管理学中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分设这一基本原则,考虑到农民合作社的独特性,深化合作社治理机制可以从社员入社退社机制、财务管理机制、风险承担与利益分配机制、纠纷调解机制与监督(监事)机制等方面着手。在治理方式的选择上,除了继续贯彻依法管理原则之外,还应该充分发挥乡村自治与德治的辅助作用。另外,地方政府应调动老教师、老干部、乡村企业家等德才兼备的新乡贤在合作社矛盾纠纷调解中的先导作用。

3.2 持续深化合作社治理机制

在自主学习基础之上再进行合作学习,能使学生带着问题进入小组讨论,使“深度学习”真正地发生,在合作学习基础之上的展示交流,能激发学生的灵感,产生新的、具有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使“深度学习”能落到实处,使学生始终处于课堂的主导地位,在“深度学习”中完成知识的有意义建构。

3.3 探索高效切实的教育培训体系

4.1.1 综合施策降低各种风险

3.4 推行适用的聚才引智方略

人才是关键,也是贫困地区发展旅游最大的短板。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多地少、农业产业附加值低,加上时逢我国城镇化发展大潮,不少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进城,导致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而围场县例外,在塞罕坝精神的感召下,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林四代”回到塞罕坝林场工作,为塞罕坝森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森林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应该坚持适用的聚才引智方略,以吸引本土能人回归为主、引进外来人才为辅,打出政策、待遇、感情相结合的“组合拳”,吸引创业有成的本土能人回到家乡兴业创业,教育引导本地籍大学生回村就业创业,而对于外地籍人才,应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用柔性引才办法,为森林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2.1 外卖种类 外卖品种多样化是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不断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让大学生在外卖平台上订购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4 利益联结机制优化的必要性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践情况来看,旅游扶贫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到多元主体的密切配合,即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开发商、村民、乡村旅游协会(或合作社)在乡村旅游开发与经营管理中有机融为一体[8]。围场县政府采用了“政府+外来龙头企业+社区集体经济+居民”为主的利益分配模式以及“当地政府+社区(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模式[9],这两种模式相对来说对贫困户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具体的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各利益主体方的组织化程度不同以及势能不同,获利最多的通常是引进企业,其次是当地政府,最后才是当地的贫困户。因此,有必要优化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利益联结机制。

4.1 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应遵循的原则

围场县为了营造优良的管理体系,正在积极推动“网络+旅游”融合发展,建立乡村旅游网络智能化服务平台。然而,一些地方尽管林业脱贫潜力很大,但现实仍很“骨感”,这是由小农生产经营的显著特点“分散进行、自给自足、有限经验”所决定的。金灿荣认为,人类的进步基本上是靠组织能力来衡量的,组织能力越强,发达程度就越高[6]。因此,要提升林(农)家乐经营户的效益,必须有效地对接大市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林农的组织化程度。例如,在推进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组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作用的由致富能手牵头组建的乡村旅游合作社,下连农户上接龙头企业,在吸纳贫困户成为社员之后,使其通过持续不断地接受先进服务意识与经营理念的熏陶,学习服务技能与管理方法,逐步了解并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受地处偏远、文化水平低下、思想观念保守、劳动技能欠缺、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事森林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能力普遍偏弱,因此探索高效切实的教育培训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结合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参训学员的学习习惯和接受能力,主办方改变以往课堂教学为主的方式,少讲“假大空”“高大上”的理论,不搞“一刀切”“大水漫灌”,突出现场教学和案例教学,带领学员“走出去”“实地学”。通过现场观摩乡村旅游的成功模式,实地考察交流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让学员真正明白旅游扶贫“干什么”和“怎么干”[7]。要多探索一些像海南“电视夜校”节目、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接地气的培训方法。现代旅游服务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加持,围场县在推进森林旅游扶贫的过程中,适时组织开展了网络技能培训,通过“一对一”上门辅导、网络视频和课堂网络技能培训等形式,先后培训乡村旅游农户350多人次,切实有效地提升了(贫困)农户的互联网预订等网络操作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

从调研反馈的情况来看,贫困户参与森林旅游精准扶贫项目的风险承受能力普遍较低,故当地政府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以降低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系数,以免打击贫困户自力更生的积极性。(1)购买人身意外保险。鉴于护林员长期在森林里这种野外工作的特殊性,围场县林业和草原局多方筹集资金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购买人身意外险。(2)购买农业保险。伴随森林旅游产业蓬勃发展而来的是林下生态种植养殖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贫困户也参与其中。规模化种植养殖之后,动植物本身存在疫病风险加上受恶劣天气的不利影响,一旦损害发生,贫困户前几年的盈余可能会赔得血本无归,因此当地政府除了严格执行购买国家农业部门规定的既定险种之外,针对当地特色的小众农产品,也要探索合适的农业保险购买模式。(3)协助贫困户做好市场行情研判。解决市场行情研判是实现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的前提条件,贫困户要不要开办林(农)家乐或民宿?今年种什么、养什么?品种如何搭配?贫困户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使用互联网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各有关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社以及大企业通力合作,聘请行业资深专家,定期研判市场行情变化趋势并及时引导贫困户做好有关经营决策事宜。

2)数据建设。数据建设指对校园各类基础数据、业务数据、个人信息等数据资源进行融合,并提供数据存储、数据治理等融合服务,包括人员、设备、设施等基本数据。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深刻揭示了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

4.1.2 合理经营盈余分配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好经营盈余分配工作是关系到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第三方”服务平台以及农民能否形成利益紧密联结机制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利益矛盾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发生村民非理性干扰招商引资企业(龙头企业)正常经营的情况,这会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第三方”服务平台往往具有信息技术、公信力、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合作社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合作,有利于尽快建立品牌与打开销售渠道,这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要处理好。经营盈余分配着重在于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含贫困户)三者,分配比例该如何确定才算合理?各地的实践情况有所不同(详见表2),但照顾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应成为首要原则。笔者认为,盈余分配比例的确定要以合作社长远可持续发展为主,按照“协商一致、照顾当前、考虑长远、预防风险”的基本原则进行具体操作。

表2 以合作社为纽带的利益相关方经营盈余分配方法

合作社名称盈余分配办法武汉杜堂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吸引资金建共享农庄,公司占34%,63%的收益给村民分红,剩下的3%归村集体;村民每年保底分红10%,上不封顶。贵州安顺塘约村合作社土地收益由村集体、合作社、村民按照3∶3∶4的比例分成。四川省大英县高山村、登荣村合作社合同不光细化了“企业保收购、供技术,农户供产品、保质量”等权责,还明确了村集体、农户、企业1∶6∶3的分红比例,贫困户和企业成了合作共赢伙伴。

4.2 构建合适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受到贫困户的利益观念不同、对合作社贡献程度的衡量标准不一、对已经实行一段时间的利益分配方案是否合理的影响,贫困户与龙头企业、贫困户与合作社、贫困与村集体、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之间难免会存在一些利润矛盾。比如,村集体成员的资格认定一事,对于自然资源或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贫困村,在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往往会把这些“公共资源”按人头进行量化折股,这时候可能会产生成员资格认定难的问题,如嫁出去的女儿(户口尚未迁走)能不能算?在城市买房且户口已经迁走的男村民算不算?这种情况下既要按法规政策去认定“疑难村民”的集体经济成员资格,也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台合适的解决办法。如果村民还有异议,可以向乡镇政府或县直有关职能部门如实反馈,有关部门应该秉承合法合理合情的原则,公正处理这些难题。简而言之,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有必要构建“先调后诉、调诉结合、诉罢事息、和谐安宁”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特别要发挥本地“法律明白人”、新乡贤、老干部在利益调解方面的作用。

5 结语

森林旅游精准扶贫是森林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推进产业扶贫的一种有效举措。本文基于农民合作社的视角,选择河北省围场县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在借势宣传营销、扶持林(农)家乐等涉旅项目发展、鼓励贫困户从事林下生态种植养殖、选聘贫困户做生态护林员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分析发现围场县虽然在森林旅游扶贫组织化与利益联结机制方面有所探索,但成效不够明显,需要进一步深化。为此,建议从重塑农民经营管理理念、优化合作社治理机制、构建高效管用的教育培训体系以及推行适用的聚才引智方略等方面提升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组织化程度。最后,着重探讨森林旅游精准扶贫利益联结机制优化问题,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提出要遵循自愿加入与示范引领相结合、技能提升与外部赋能相结合、企业带动与公益扶助相结合、要素贡献与博爱关怀相结合等利益联结基本原则,给出了综合施策降低各种风险、经营盈余分配要合理以及构建合适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等利益联结机制优化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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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Organ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Benefits Linkage Mechanism of Targeted Poverty Relief by Forest Tourism—A Case Study of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GUAN Changchun, LUO Jinhua, LI X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by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case study, comparative study and literatur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rest tourism in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unreasonable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it discusses how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remodeling, optimized govern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alents introduction.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relief by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s the goal,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rest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ordinating leading enterprises, village collectives, c-operatives, “third party” service platforms, and farmers’ benefit linkage and surplus distribution.

Keywordsfarmers’ cooperative; forest tourism; targeted poverty relief; benefit linkage mechanism; optimization

收稿日期:2019-09-3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项目(FJ2017B110);三明学院校级项目(A201807;JAS180447)

作者简介:官长春(1985-),男,福建泉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旅游公共管理、旅游扶贫、红色旅游等研究;罗金华(1964-),男,福建三明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自然遗产与森林旅游、国家公园管理研究;李想(1987-),男,江苏丹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旅游与区域发展、区域规划和遗产活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20)03-0020-06

责任编辑:李凤英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0/0520/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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