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战刚刚结束，以丘吉尔1946年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为标志，冷战率先在欧洲拉开序幕。随后，共产主义在亚洲势如破竹，亚洲也随即成为冷战主战场， 冷战期间的两次重要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相继在亚洲爆发。与“铁幕”对应，亚洲冷战对抗有“竹幕”之称，其根源、结构、特征、发展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欧洲冷战的特征，冷战与热战交替出现，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冲突剧烈，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与南北矛盾及亚洲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对抗并存；冷战与革命、反殖民化、发展等多主题、多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构成异常复杂的冷战图景。本文将从美国政府及亚洲基金会对菲律宾的政策文件入手，透视冷战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调整，借以管窥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战略。

信息化技术与企业内控管理的融合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效率，让企业在内部管理时，构建完善的管理系统，通过能够随时调节的管理模式，让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能够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通过先进技术，将企业发展的信息统计整合，结合传统会计计算和信息处理双方面的优势部分，实现企业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标准化、标准表单化、表单数据化，工作效率能够大大的提升，当前企业大多数缺乏这样的发展创新管理精神，导致很多企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1 美国主导下的菲律宾独立

众所周知，二战中涌现了东南亚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思潮。亚洲太平洋战场上当日本被打败而西方殖民者想恢复往日的殖民统治时发现情况已改变，“二战中经历血与火洗礼的殖民地人民在各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成长起来，并高举起反殖民争取独立的大旗”[1]。

首先，提供以主体性自由为根基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提高二级单位的自主权为师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预留足够的制度空间。其次，创客空间等的空间结构布局等方面也要体现创新创业的文化特征，使高校和社区的丰富文化资源厚植于具体物理形态中。最后，鼓励尝试，允许失败，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所需的冒险精神，建立创新创业容错机制，给予学生精神鼓励和人文关怀，做好创新创业软文化建设。

在20世纪上半叶，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一直在打造世界“自由国际主义”新秩序，而在这个“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美国对菲律宾这个殖民地的定位很清晰，就是把菲律宾树立成亚非拉殖民地独立的榜样。二战中“民族自决”作为美国的战争目标之一明确写进《太平洋宪章》[2]，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欧洲老殖民帝国们应该像美国在菲律宾那样，训练殖民地人民的自治责任并在条件成熟之时允许殖民地“渐进式”获得独立[3]。冷战后，菲律宾社会问题非常严重，源于菲律宾殖民时期的内生性经济矛盾激化，社会矛盾日趋加剧，经济痼疾加之战后困境使得菲律宾处于经济崩溃边缘，亟需美国援助。依照美国制定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 菲律宾于1946年7月4日正式脱离美国而独立。但独立前发生在1946年春夏之间的一系列事件,从4月16日菲律宾总统选举，到7月2日菲律宾国会通过《贝尔贸易法》，再到7月4日充满“宣传”意味的独立仪式，都显示出事实上在美国主导下美菲两国关系进行了“重塑”，实则构建了“新殖民主义”的从属关系[4]。

亚洲冷战的开始和加剧使得美国重新审视美菲关系并作出及时的调整。美国的亚洲冷战战略中菲律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美国要确保菲律宾“毫不意外地”和美国冷战初期的外交政策“牢牢地捆绑在一起”[7]。在NSC84/2文件指导下，美国政府不仅对菲律宾进行经济援助和政治控制，而且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政府亦认为菲律宾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瞄准的“优先目标之一”[8]。事实上，如上文所述，菲律宾独立前后的事件无疑表明美国对菲律宾的牢固把控。除了以上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以外，军事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出于美国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整体规划，1947年3月21日，美菲签署《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协定》及军事基地协定(Military Bases Agreement, MBA)，规定美国向菲律宾派遣军事顾问，为菲律宾训练军队，同时在菲律宾成立了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小组(JUSMAG)，主要负责制定和管理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项目，这些措施都是要确保美国可以在亚洲及西太平洋施展自己的军事力量(1)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 ).vol.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借此美国将菲律宾纳入自己的全球地缘战略整体规划中(2)FRUS 1945, vol.6 . GPO,1976.。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及朝鲜战争(1950-1953)的爆发越发确立菲律宾在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鉴于此，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地位重要性凸显，美方认为军事基地对内可参与镇压胡克党“叛乱”，对外构成亚洲-太平洋沿海“第一岛链”上的重要一环参与围堵共产党中国南下。1951年，两国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MDT)，菲律宾成为美国构建的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盟友。

医疗旅游将医疗和旅游这两个产业整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旅游产品。但医疗旅游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产品，参与主体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既包括传统旅游产业的参与主体，比如旅行社、酒店、交通运输、景区等，还涉及到医疗行业，包括医院和医生、医疗器械等，医疗旅游产业发展有赖于参与方之间协同配合。各相关主体在参与医疗旅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医疗旅游产业集群(Medical Tourism Clusters)[14]，在这一集群形成与发展中，政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促进者。从泰国和印度医疗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看，政府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总之，菲律宾独立后，对美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帮助菲律宾进行它亟需的社会及土地改革，而是从美国利益出发塑造美菲间“新殖民主义”关系，对菲律宾实行隐性殖民控制，确保亲美政府的存在并抑制菲律宾社会反美情绪重燃并为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服务。尔后随着亚洲冷战的加剧，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更是将菲律宾牢牢地插在其设定的亚洲冷战战略版图上。

2 美国调整独立后的菲律宾政策

1951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成立后，对东南亚形势进行了全面评估，对东南亚总的因素如地理,文化,历史和经济进行分析,指出该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重要性。作为从欧洲列强殖民统治下独立的政治实体, 东南亚因为“反殖民”产生动乱及不稳定加之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成为抵制西方影响的重要力量。从历史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菲律宾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但菲律宾的基本国情是农业人口众多,生活水平低下;尽管政治制度模仿美国,但传统的政治经济关系根深蒂固,导致政治腐败,政经交易问题显著,社会矛盾突出。报告指出这正是“非共产党人支持胡克党叛乱的部分原因……目前军方有望出现更有能力的领导人清除菲律宾军队腐败，并将有希望成功镇压胡克运动”(3)Philippine Area Informa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Asian Foundation Records. Box P-38, Folder：General 1953/54 Philippines Program.(笔者注：这里提到的军方领导人是指受美国支持的时任国防部长的麦格赛赛，后来被扶植成为总统)。

美方在1946年4月的菲律宾大选中不遗余力地扶持罗哈斯上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通过加强罗哈斯及其盟友的军事实力为其选举助力，干涉菲律宾第三共和国第一次总统大选。7月2日，菲律宾国会通过的《贝尔贸易法》看似是冷战前期美菲不平等关系的经济核心，实则定义了美菲间“新殖民主义”的关系。菲律宾人名义上被赋予了法律上和美国人平等的经济权利，但毋庸置疑，菲律宾仍被处于对美国的经济依附状态。该法案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在贸易上的诸多限制与不平等贸易关系,剥夺了菲律宾的经贸自主权，事实上是要继续维系殖民地时期美国和菲律宾传统地主精英(pensionados)自殖民地时期就建立起的牢靠的利益纽带；保障美国在菲律宾独立后继续进行“合法的”夺取和剥削，使菲律宾只能局限在以农业产品为主的经济生产形态。深受该法负面影响的主要是致力于菲律宾工业化的新兴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及下层的农业人口，导致其后很多困苦农民因此加入了胡克党斗争。《贝尔贸易法案》随后影响菲律宾战后经济20年，从此法通过的前后情况来看，足见美国在菲律宾独立问题上的矛盾和虚伪，一方面是美国一贯标榜“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宣传口号，但另一方面却是《贝尔贸易法》所彰显的“隐性殖民”或称“新殖民主义”的现实。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控制这一区域，东南亚的稳定对美国在二战后实施全球霸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冷战初期，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地区，并实施盟国经济复兴计划。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遏制“共产主义扩张”[6]与推动非共产党国家经济复兴、加强非共产党国家整体实力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

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美国在全面分析菲律宾政经困境和社会动荡局面之后，双方政府也达成共识，要尽快在菲律宾实施有效的社会改革。但另一方面，在亚洲冷战角力场的天平上，美国将菲律宾的优先性列于中国、朝鲜及越南之后。

1946年7月4日，在菲律宾独立仪式上，罗哈斯发表了充斥着“美式”宣传的就职演说，“美国迫切并衷心推动的是自由伟业，而非贪婪之事。我们(菲律宾)已是并将继续(向世界)展现这一事实。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国土上居然还有别有用心之人在力图使我们相信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之下，并诡称这个危险是来自这个给予我们主权的伟大国家(美国)。”[5]独立仪式后，苏联《真理报》(Pravda)发文称，美国“为了促进自己的殖民野心制造了菲律宾的独立”，英国外交官出席仪式后也称菲律宾仅为“名义上”的独立而已。事实的确如此，虽然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独立后菲律宾的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还是在美国掌控之下。

因此，50年代初，美国除了扶植其菲律宾代理人镇压胡克党“叛乱”以外，两国经济关系上的调整也成为当务之急。《贝尔贸易法》造成美菲之间的深刻矛盾，重新审视两国的经济关系成为美菲两国政府的共识。菲律宾民族资本主义精英更强调菲律宾的经济自由及工业化发展。菲律宾央行行长米格尔·夸得尔诺1953年在远东-美国工商业集团理事会所作题为“美菲经济关系”的发言中说，从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远东国家不再满足战前的经济模式，即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几种出口经济作物(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也受到外国政治经济发展制约)，而本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的经济模式；获得了政治自由后渴望经济自由，菲律宾精英迫切地感到“(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单一片面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不能再容忍”(4)CIA-RDP83-00423R001100190008-1[EB/OL]. CREST.2017-03-19.。 因此，1953年5月开始，美菲两国政府为重新审视两国经济关系开始谈判，这不仅关乎菲律宾利益，减少菲律宾经济上对美国持续性援助的依附，同样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3 美国在菲律宾的冷战宣传政策及活动

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曾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攻势”进行了较为严密的逻辑演绎和论证，他认为，最容易“倒向社会主义”的是那些“刚开始改变贫困无知状态的国家”。基于菲律宾与美国在历史及现实的联系，美国认为菲律宾是其展现“美式自由民主”风范的绝佳场所，美国在菲律宾的“实验”将对亚洲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更有利于美国在东南亚“争夺思想和人心”。1950年的一系列政府文件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冷战宣传政策。

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新政策是从政治宣传言辞、立法措施以及经济支持等方面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来实现“总体外交”(total Cold War)的，美国的私人基金会、专业机构以及学术机构都成为大量文化交流项目的必不可少的主力军[10]。 以基金会的广泛参与为例，二战后，美国大基金会的管理层普遍认同基金会应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视野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机构，希望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未来领导人能够认同美国价值观，并参与组建一个顺应美国利益的世界。它们采取以下的文化宣传的方式：向“文化冷战”的同盟国及中间地带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以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战略。在冷战意识形态氛围下，直接介入扩展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影响美国的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作为“文化冷战”的主要参与者，自觉配合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大量进行文化资本输出[11]。

在上述冷战政策及菲律宾现状分析基础上，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冷战宣传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菲律宾社区建设[9]217-218。美国以社区为切入点对菲律宾进行社会改革，参考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理念及美国社区的成功经验。中情局认为，美式社区发展经验的推广既能有效支持其所扶持的菲律宾时任麦格赛赛(Ramon Magasaysay)亲美政权(1953-1957)，又能实现美国有针对性地对菲律宾基层广大农民群体进行心理宣传。美国所主导的菲律宾农村发展计划刻意树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下农民“自由、革新”的形象，为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和压迫的农民指出一条“通向自由及繁荣的崭新之路”。公开宣传的手段主要是视听媒体，在识字率和英语能力普遍低下的菲律宾农村，这种视听宣传手段对传递讯息是最有效的。美国新闻署(USIA)也积极配合，给菲律宾配给相应合适的电影题材，传达成功的美国农民形象。如《未来农民》(Farmer of Tomorrow)是一部为美国公立高中生介绍学习农业的组织——美国未来农民社团联盟(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FFA)拍摄的电影，影片传递的理念是“为了获得成功，农民必须是商人、机械工和科学家，而且是支持并能利用民主制度的公民”。 19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许多美国新闻署的电影都呈现类似主题和形象，但对于压迫农民的地主、政客、制度等社会结构的层面，特别是政治上的阻碍因素却有意回避。

1954年4月，NSC5413/1号文件重申了美国在菲律宾的总体目标是保持菲律宾的“亲美”和“民主”方向，扩大和发展菲律宾的经济多样化，进一步加强其国内稳定。建立能够提供内部安全的军事能力，以便有助于“自由世界”的防御体系的建立。1954年12月，美国新闻署颁布的名为“远东指令及其对象”的机密文件为美国在菲律宾开展公开宣传活动提供指南。根据文件，美国欲在菲律宾实现的冷战具体目标是“促进菲律宾人民理解公共责任，使其成为远东地区社会稳定、实施民主主义的典范”，“向其他远东国家宣传菲律宾的发展，以提升菲律宾的国际地位”，利用“菲律宾人和当地华人组织在国内抵御共产主义活动”并“鼓励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5)Far East Directives and Audiences. Box 4. Entry A156. RF306. NARA .。1958年6月，美国出台了NSC5813/1号文件，突出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主要目的是帮助菲律宾建立起武装力量并“有能力镇压国内胡克分子”。

从评估的几个维度中看，“体育舞蹈圈”在向盈利转型之前，用户价值需要利用更加立体化和更加实用的体育舞蹈服务内容来加以增长；客户价值的增长力度取决于行业内的资源整合；在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后，行业内相关产业群体自然会主动加入进来，需求积极的合作。在微信公众号的也由“纯粹服务性质发展到“互惠互利盈利性质”的第一阶段是以普及项目文化为主的“内容为王”的前提来实现粉丝的快速增长；中期是以满足不同粉丝群体需求的“内容变现”以建立平台和粉丝之间长期和稳固的关系；后期是以“内容创新”引领粉丝群体的体育文化消费理念，更高层次的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

在参与冷战宣传的美国众多的私人基金会中，对菲律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两大基金会仅1969年度就提供给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一笔巨款642000美元，该研究所由两个基金会共同发起，与菲律宾政府合作成立，与1960年代研发稻米新品种，是农产品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中的重要组成部分[9]122。除此以外，身为“准政府组织”的亚洲基金会在目标国的冷战宣传活动也是非常显著的，颇具影响力。服务于美国总体冷战政策，亚洲基金会从其前身“自由亚洲委员会”时期就在菲律宾展开了全面的冷战宣传活动，把菲律宾定位为一个“强大民主国家”并在亚洲(为冷战)提供可以打击敌人的基地；增强(尤其是省的)私人公民团体的组织性并促进其影响，力图“通过菲律宾本土公民组织采取的行动促进社会整体的改善”。当然，为实现上述目标，具体执行策略上要视情况而定，有些任务可以被“教唆”，但不能公开赞助，“其他列出的项目可能进行表面资助，或在某种情况下被自由亚洲委员会公开资助”(6)DTPILLAR vol.1-0037.CREST.2017-03-25.。

总之，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开展的冷战宣传项目非常广泛，主要涉及到社团组织、教育及交流、书籍、大众媒体、社会与经济、国际交流及海外华人等方面。文化冷战的主要宣传工具就是大众传媒，其中亚洲图书项目参与的大中小学校众多，并在多所学校多次进行青年学生调查；广播项目比较分散，有针对不同受众的广播电台项目。大众传媒方面，电影也是备受重视的，如东南亚电影节、音乐节等项目，不一而足。亚洲基金会对菲律宾一些特殊群体非常重视，如农民、青年和女性群体等；另外，出于亚洲冷战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目标的需要，海外华人群体也备受重视,相关项目也很突出，如华人社区、华人教徒项目，还有华人学校、华文书报及图书馆项目等。

2.1 阴道微生态状况对比 观察组孕妇的阴道微生态状况异常发生率为70.0%(35/50)，对照组为10.0%(11/1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142，P<0.05)。

从性质和效果来评价，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的宣传活动是美国冷战战略与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客观上说，众多项目作为阶段性任务有成功或失败，如前文所述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无疑对二战后菲律宾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助力。然而，从独立后菲律宾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漫漫长路来看，很多乡村社区或农业改革项目的冷战宣传效果事实上是胜于其实际效果的，亚洲基金会相比较洛克菲勒、福特等大基金会，资助金额体量小很多，以较小的经济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宣传效果，可以说这是其冷战宣传的成功。另外，从亚洲基金会本身的身份上亦揭示出美国冷战宣传战略的隐蔽性和体制化特征。诸如亚洲基金会这样，借着慈善外衣推行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机构广泛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亦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朱育莲.斗争中的东南亚，CIA-RDP82-00039R000200010010-8 [EB/OL]. [2017-03-19].the CIA Records Search Tool (hereinafter cited as CREST).

[2] Living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M]. Beijing: U.S. Embassy, 1985:141.

[3]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ce Act (Tydings-McDuffie Law) [EB/OL]. [2017-06-15]. available at http://www.philippines-history.org/tydings-mcduffie-law.htm.

[4] WALKER B. Demanding Dictatorship? US-Philippine Relations, 1946-1972 [D]. Manchester: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6: 7-8.

[5] ROXAS M. Inaugural Address [EB/OL]. [2017-06-15]. avaliable at http://www.gov.ph/1946/05/28/inaugural-address-of-president-roxas-may-28-1946.

[6] 沈志华,梁志.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26.

[7] RAFEAL V. The War of Translation: Colonial Education, American English, and Tagalog Slang in the Philippines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5, 74(2):286.

[8] Section IV, Memorandum for General Walter B. Smith on the Draft Psychological Strategy for Southeast Asia, CIA-RDP80R01731R000700450031-6 [EB/OL]. [2017-03-19].CREST.

[9] 贵志俊彦,土屋由香,等.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M].李启彰，等译.台北:稻乡出版社,2013.

[10] BU L.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999, 33(3):393-415.

[11] 胡文涛.美国私人基金会参与文化外交的历程与动因[J].世界历史,2008(3):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