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描述了住在缅甸的英国木材商人约翰·弗洛里的经历。1954年，缅甸作家ThetLal在Thwe Thauk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将其翻译发表，改名《缅甸》。“1958年时Myanmar Padaytar出版社把这一堆章节集合改成‘终止一生’后出版了。”[1]1966年，Sayar Shwe Thwe 又一次进行了翻译，书名为《阴影下的缅甸》。2012年的时候，缅甸作家Mg Myint Kywe第三次将之译为缅文，这一译本的名字是《在缅甸的日子》。

1 失去的自由

木材商人弗洛里住在“缅甸北部皎塔达”[2]，作者在这里故意用了别的城市的名字。奥威尔在缅甸的时候真正住过的是katha市，所以这个城市现在吸引了很多旅游者。小说中俱乐部的成员都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生活在过去“帝国光荣的日子”里,而其实那已经不存在了。欧洲人大多喜欢在俱乐部里喝醉，然后互相吵架、争执、抽烟，也有的在打牌和看书，以此填充他们的空虚。其中大多数角色都近乎令人厌恶，不过弗洛里跟他们不一样，他是有些思想的，但又流于怯懦，所以他经历了多次失败，然而作为一个一身缺点又一败涂地的主角，弗洛里却能得到读者的同情——读者很难不希望他能以某种方式获胜，这是因为他内心对自由是有追求的。作为人们生来就有却常常被忘记的权利——自由与反抗，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为了政治自由，人们发生过各种形式的民族或阶级斗争。斗争的根源往往来自一个悖论。即为了社会安定，国家需要统治者，但统治限度的界定使统治制度可以利大于弊的最佳节点难以把握，社会契约的问题就在于有时会失控。于是历史反反复复，自由与权威的斗争像拔河比赛，除了开局的片刻，很快就进入拉锯战，往往先是权威获得优势，然后迫使自由抗争，结局无论哪方获胜，又进入下一局重复。弗洛里显然没勇气进行这种抗争，作为既得利益者能产生反思的意识已经难能可贵了，真正杀死他的是另一种不自由。

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人们对这种侵害的抵御，常被忽略的同样重要的是社会舆论侵害，这会造成两种后果——自杀或灵魂的麻木，弗洛里是前者。而灵魂的麻木比政治的暴虐还可怕。《缅甸岁月》表现的主题之一，就是英国人之所以能在亚洲为所欲为，用殖民地的人来统治殖民地自身，就在于被统治者接受甚至享受这种统治。“在殖民文学的文本中，总是存在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或曰‘自我’与‘他者’的对立。”[3]而有时这种对立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医生和弗洛里之间乐此不疲的辩论充满讽刺意味，作为缅甸人，医生极力贬抑缅甸而推崇英国。虽然客观来说殖民者确实带来了某些先进的东西，但技术的发达不影响人格的平等，作为人本身没有高下之分，那些亚洲人去看白人，为了白人的开心而极尽奉承，实在是自贬身价。没有人逼他们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样子，这种行为让他们失去了灵魂和人格。如果对殖民者不敬意味着刑罚哪怕是死亡，暴虐可以施加给他们的不幸还是有限的，可是自身属于低等民族的信条成为他们的共识，要逃脱这一网罗就更困难，它是无形的，因而也是无限的，跟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试图逃离的人不但要面对统治者还要面对本该是同道之人的压力，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就无法逃脱。而这部小说里没有内心足够强大、产生自觉的自由平等意识的人，只有被逼上梁山的缅甸人。这种精神上自觉自愿的被奴役在无形中消除了进步或反抗的力量。

为实现内部市场化运作，2016 年集团公司推出了炼销两个板块汽、柴油交货的基础量、额外量概念。所谓基础量是指参考零售量、按照官方出厂价交接的汽柴油量，而额外量则是指按照市场批发价交接的剩余汽柴油量。设定基础量、额外量的出发点是：

简析：据奥维云网（AVC）零售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10月洗衣机零售市场监测销量78.4万台，同比下降9.5%，环比上升18%。

3月31日，毛泽东对张平化说，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他还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1］2115

比之政治和舆论，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意义更深远，东亚国家之所以比较“低级”，正源于他们认定自己比较低级这一思想，他们的思想一直缺少自由发展的环境，之前有皇帝，之后有殖民者，除了英国人的精神奴役，更可怕的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精神奴役，除非得到外在力量的拯救，即使如此他们也极可能拒绝拯救，而从内部更不可能发生自救，他们只能成为乌合之众。在英国很难想象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即使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出卖自己的灵魂，也会在朋友中私下赎回。但当每个白人都是专制车轮上的齿轮时，友谊也很难存在。所以，本该拥有自由意识的英国人在小说中也都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愚昧。这时言论自由不可想象，但所有其他类型的自由都是允许的。作为一个殖民社会，这时白人管理着缅甸, 当地人无论在当地拥有怎样的地位，也都没有公开的尊严。“这是对殖民权威话语的另一种模仿，它同时也提示，奥威尔笔下的印度人是依附在殖民体制上的寄生虫而已。他们没有独立人格和个性，只能在奥威尔全知全能视角的注视中展现自己退化的‘东方性’，成为被西方白人彻底审视的‘他者’。”[5]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做出自主性行为。思想自由也是追求真理的需要,对立的意见各自占有部分真理，没有讨论自由便无法认识到它们的互补性，常常会出现绝对真理的不可抵达和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无限接近了真理之间的冲突。《缅甸岁月》中的人们那么难以接近真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英国人坚持白人血统优越的理论，亚洲人也坚持这一观点，缺乏对立观点的碰撞，而小说虽然会有一定夸张的成分，现实中控制思想也绝非不可能，不自由只是会改换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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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暴虐同样是吴波金的枷锁，但也是他的武器。吴波金通过言论的力量间接伤害了他人的性命，他认为自己没有动手只是捡了便宜，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不止违背道德，并且悖逆了伦理。损害到他人利益的行为不是真自由。自由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其实质是群己权界的划分，即个人行动不涉及他人利害时不必向社会交代，这是个人自由的最低限度，而危害到他人利益则须对社会负责。但个人追求合法目标，利益冲突又是必然，若对社会普遍利益没造成危害就仍属正当行为，要避免政府介入。“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带有宗教狂热、种族仇恨、狭隘民族主义、政治压迫等色彩的‘公众舆论’，其根源上或幕后往往都会有来自国家统治机器的煽动和利用，即使在较早确立法治的国家如英、美等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掌控但仍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甚至操纵社会舆论。”[4]吴波金极力想使政府卷入争端，他跟医生之间的矛盾虽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但是因为争权夺利，殃及了太多无辜者，而他们那么努力所争的又只不过是殖民者施舍的一点残渣，便彻底丢弃了自由与尊严。如果他们以这样的热情争取自由——当然，自由主义只允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不确保结果，他们的争取也许得不到期待的成就，但至少英国的法律给了他们自由——结局虽不一定乐观，但可以演绎一出真正的悲剧，而不是无意义的苦戏。

2 缺席的反抗

很多时候，反抗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不反抗可以有很多方法去逃避问题，可回避是对非理性世界的妥协和纵容。人们错过了最佳的反抗时机也找不到正确的方式。英国要维持整个东印度帝国的正常运转，没有殖民地人民自己的配合是很难做到的，日本在中国因为战线太长而日渐吃力就是一个例子。亚洲人民自愿接受英国是高等民族的思想，甘心被奴役，逃避真正的问题，被奴役比争取独立自由舒适安逸得多，只要能生存他们就不愿想太多。但反抗恰恰需要思考，不止需要一腔热情，何况他们连热情都没有。只有热情也不够，反抗不一定要鱼死网破，而应该考虑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结果。甘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不可复制，他也接受英国是高等民族的思想，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和平解决了殖民问题，跟小说中妄自菲薄的亚洲人不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生存不是唯一问题，不论以哪种方式，只要能让荒谬的世界向理性的方向发展，究竟是像西西弗一样日复一日推石头上山，还是像斯巴达一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亚洲的人们无论哪种形式的反抗都没有，根本没尝试任何可能性就接受了现实，并且为了在荒谬的现实中生活得更好，不惜让自己成为更加荒谬的存在，他们歌颂、助长荒谬，如果他们奋起反抗，一切也许可以完全不同，从为弗洛里赢得了名声的那一次“反叛”中就看得出来，他们平时多驯顺，以至一次小小的无组织的闹事都使英国人惊慌失措，处理不了。当然，他们驯顺的原因是认为自己无法取胜，所以不想做无谓的牺牲，而这只在一种情况下会比莽撞要理性，那就是即使这样的反抗确实不会取得成功，他们是的确尝试过或虽然没尝试但的确经过了合理的论证而得出的结论，那么首先要保存自己的生命。但不是从内心里失去自我，可以在物质上沦为殖民者的奴隶，而精神上必须保持独立，不能成为奴才。

之所以放弃自由，是因为那个时代混乱而动荡，一战、二战接连爆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状况，当生存本身成为问题，意义似乎就比较没意义了，面对空前普遍的精神危机，对反抗、自由的思考就显得不合时宜，但也恰恰因此而更加迫在眉睫。反叛的冲动是人性的“本质维度”之一。其时，弗洛里已感到与其他欧洲人的距离越来越大，同胞们不赞成他唯一真正的朋友是缅甸医生，他觉得他们公开的种族主义令人厌恶, 他有反抗的冲动，尽管只是半心半意。奥威尔写作《缅甸岁月》的时期，几乎全世界的反叛与自由的传统都被流血和独裁统治所背叛。加缪说，虽然人类渴望意义，但世界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真正的叛逆者是在反抗压迫、残酷和苦难的荒谬。“每一次反叛都意味着某种团结。”吴波金趁乱世为自己谋利，牺牲众多无辜者，增加着时代的荒谬，完全跟反抗不沾边。医生也充满奴性。有一点反抗意识的只有处于压迫者地位的弗洛里，他读过较多书，有精神世界和追求，对现状感到不满，想有所反抗可找不到途径也找不到同道。围攻俱乐部的人只能算逼上梁山，依然是盲目的冲动。固然一切要待想清楚就太迟了，行动要果断但不是冲动，既不了解行动的意义，也没有系统的计划，甚至不知道之后要做什么的，只是乌合之众，完全消解了反抗的意义。反叛者寻求创造一种尊重所有人权利的自由，而不是赞同盲目破坏。为了反抗荒谬，反抗本身必须理性。不加思考地捣毁一切，只会使反抗沦为同被反抗者一样非理性的境地，使反抗仅成为捣乱而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自由，斯巴达的牺牲宣告了反抗的姿态，而大多革命却以彻底摧毁人的基本追求且使人的消弭正当化而从根本上消解了反抗的意义所在。《缅甸岁月》里非但没有斯巴达式的起义，甚至暴动的革命也没有，只有一次盲目的冲突事件，启迪不了什么，人们也认为生存就够了。但是没意义才更需要追求意义，生存不是全部。

如果人们拥有不同的思想，就会形成不同的个性，个性的自由发展使人更有价值。遗憾的是，很多人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没有个性，埃里希的决定从来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虽然他坚定地维护，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他又凭什么觉得自己比亚洲人高贵些呢？为了主体的持存，应该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专制的习俗包括很多方面，在一些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是其一。权力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即使明知有权的人不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只有自由才是自己的，人们还是会为了屈从权力而放弃自由。就像医生说的，有一个白人朋友就够了，甚至不需要他切实做什么。白人所代表的权力就是一切，人们没有思想判断自由，当然也没有权力，可是对权力的崇拜主宰了他们。他们的枷锁是自己戴上的。伊丽莎白最痛恨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在那个白人俱乐部甚至整个时代都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她痛恨的不是学问而是个性，她喜欢跟弗洛里聊天气聊狗聊打猎，聊什么都好，就是讨厌他聊书聊缅甸。其他驻缅甸的英国人更是混日子，伊丽莎白不想跟其他人不同，她承担不起后果，宁可虚度一生。但人之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个性自由，能追寻自身的生存道路与意义。

3 空虚的自我

小说里不论是亚洲人还是白人，都不是在对抗不合理而是对更弱者落井下石。最后弗洛里的自杀有点冤，即使他没改变从前的生活，仍利用马拉美满足欲望填补空虚，也不该受那样的指责和对待，毕竟那是他唯一一件跟其他白人“相同”的事情，只是他不幸被揭穿了而已，那样的事情虽不对也并不影响其他人。人们不但没有剥夺他人自由的自由，也没有自身不自由的自由，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医生还有吴波金他们的奴颜婢膝也是他们的自由，人们做或不做某事都是自由的，唯独放弃自由即使出于自愿也不自由。人们有结成团体和自愿解除这种组合的自由，婚恋关系是典型，解除与结成的自由不应有别。弗洛里与马拉美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弗洛里不需要为离开马拉美而支付任何代价，如果马拉美是一个自由的人。马拉美是自愿跟弗洛里在一起的，所以弗洛里不需要对她有什么特别的责任，但弗洛里自己需要一个合逻辑的理由,这是对他自己负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无需为马拉美的选择买单。他爱上伊丽莎白，可以离开马拉美，如果这是两个能为自己负责的自由的人。然而很不幸，他们从开始就是交易，不平等的地位注定了他们的交易一旦失败就连朋友也做不成，他们没可能像哪怕是弗洛里和医生一样坐下来好好交谈。当然，弗洛里和医生也不是朋友，医生是傍上一个护身符，弗洛里只是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不过，弗洛里算把医生当朋友了，以他的胆小还愿意为医生出头最终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当然是爱情给了他勇气；医生则始终觉得白人高高在上，他没法把弗洛里当作同他一样的人，即便他口口声声说自己与弗洛里是朋友，其实心里只当他是一个友好的白人而已。

殖民地时期反抗的最大意义就是自由。如康德所说，只有使每个人自由的程度未超出可以同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和谐共存的范围，才能使所有人享受自由。小说中英国人的自由超出了限度，只是任性地施展权威，做不到让它们成为“文明人”自己的价值观，埃里希甚至常常抱怨这些见鬼的文明碍手碍脚，自由仅是理念，而难以落于实践。人们没有自由就不能进行思想，社会没有思想就不能进步，一个人云亦云没有自我的社会，反而更容易产生自私，这也是为什么小说里的人物注定了只能麻木沉沦而不可能有所改善的原因。而人人拥有自我的社会是充满生命力的，即使对于殖民者来说，让殖民地的人民学会思考，而非实行愚民政策，也是有好处的：一个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殖民地对于宗主国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至少是不足以补偿他们为了占领这片土地而付出的代价，如果自己的殖民地比较强大，有时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助力。如果自私同社会是相矛盾的，自我非但同社会不矛盾，而且只有每一个自我都能很好地实现时，社会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自我不是自私，只有个人幸福才能带来社会整体进步。小说中那些东亚人努力表现出他们放弃了自我，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结果只是使英国人更加瞧不起这些国家，并且他们也明白，这些没有自我的人是不可靠的，他们连自我的权益都不懂得争取，又怎么可能真的对英国人忠心？没有自由的人是不可能负责任的，自由意味着责任，人们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如果不能让他们看到自由所带来的功利的效果，也很难带给他们追求自由的动力。

为了自由，个人的确有时非但不能得到实利，还要为社会利益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阿克顿说过，“自由不是我们为所欲为的权利，而是能够做我们应做之事的权利。”小说中英国人超出限度的自由也是权威的奴隶，他们自己放弃了自由。只是除了弗洛里之外的其他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缅甸人也只意识到他们是政治上的奴隶，而没意识到自己是精神上的奴隶，成为奴隶而不自知才是更加无药可救的。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他们觉得东亚人不配自由，而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建立在社会特征上的歧视,没有谁该为谁的自由让步，只有谁的自由悖逆了真理因而偏离了自由应作出修正。另外，信仰也非常重要，拥有信仰的人往往懂得爱，而懂得爱的人才会得到自由，因为拥有内心的自由，不受制于现实利益的捆绑。吴波金预备捐钱建佛塔，还有白人俱乐部成员做礼拜，这些看似与宗教相关的活动都不能掩饰他们内心没有信仰的事实，他们用宗教来慰藉自己空虚的灵魂，然而就连宗教也是外界给的而不是自己的选择，信仰就更无从谈起。

小说里的人因为空虚而太过依赖他人的眼光生活，当然，人是社会动物，无论如何都需要跟他人形成联系，但不意味着应被他人主宰，而孤独在某种程度上跟自由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孤独的环境中更容易思考自己怎么做才能满足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拥有个性的人往往有些孤独，他们追求自由但不强迫逃避自由的人自由。有时虚拟状态的自由比在枷锁之中真切的自由更有崇高感。虚拟状态的自由即开始做事情前的设想，最终也许落实、也许只是设想，在真正面对困难和阻碍前，因为其虚拟性而不受束缚，它拥有超越现实的自由。虽然也许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让步，毕竟它代表了内心的真实，并且因为缥缈而更动人。所以，有时真切的自由不可得时，这无人可以掠夺的虚拟的自由恰是心灵的自由。但弗洛里害怕孤独，他找到了马拉美，可马拉美并不能解决他的孤独，他内心一直孤独，直到遇到伊丽莎白，虽然他们也像两个世界的人，不过他再不愿回到孤独中了。但是爱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爱情，爱让一个人强大和独立，而不是相反。他的确没有强迫伊丽莎白也要自由，他甚至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伊丽莎白是不自由的，即使明知结了婚两个人之间也仍然会是这种鸡同鸭讲的状态，弗洛里也只是希望跟伊丽莎白结婚，他以为那样自己就可以得到拯救了。但是遇到伊丽莎白之后，除了最初给了他帮医生说话的勇气之外，后来甚至是把他的自由也剥夺了，他得不到切实的自由，也不再享受虚拟的自由，他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一切，于是比从前更加脆弱。

总之，《缅甸岁月》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自由与反抗意识的。乔治·奥威尔采取了比较中立的态度看待一切，他没持有笔下宗主国的人普遍的想法，认为英国人更高等，而认为他们也同样地无意识，也无情地揭示了殖民地人民的懦弱与麻木。虽然是战争时期，他笔下并没有对于战争的正面描写，而是写了另一种残酷，精神上的两败俱伤。

参考文献：

[1] George Orwell．Burmese Days[M]．Mg Myint kywe，trsnslated．Yangon：Lawkathit Press，2012：1.

[2] 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M]．郝爽，张旸，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1.

[3] 阮碧媛．浅析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中的“他者”[J]．剑南文学(下半月)，2011(9)：43.

[4] 龚刃韧．重读密尔《论自由》[J]．政法论坛，2010(4)：170.

[5] 尹锡南．《在缅甸的日子》：乔治·奥威尔质疑帝国及其东方主义话语[J]．南亚研究季刊，2007(2)：91．